彭飞专访：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还是一种文化悲哀？

彭飞：电影作曲家、流行音乐编曲家、爵士小提琴演奏家、中国编曲人大赛终身评委。1978年，狮子座，从业十八年，现居北京。

关于彭飞老师这一篇专访，我的前言说什么都显得有点多余。用一句话概括我采访后的心情，我觉得我采到了“音乐界的李敖”。

以下是我们聊天的大部分内容：

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

一、从古典到爵士

大晴：彭老师，看您的百度百科，您是06年开始正式走进大家的视野里，是吗？

彭飞：06年大家不认识我，现在其实大家也不认识我。

大晴：06年之前您在做什么？

彭飞：06年之前我其实上了很多年学，我03年才毕业，我第一个本科毕业很早，第二个大学的本科03年才毕业的，我读过两个本科。

大晴：为什么会再读一个本科？

彭飞：因为我觉得研究生只是一个文凭，我很多想学到的东西读研究生反而学不到，本科才是打基础学干货的地方。第二个本科是在国外读的，当时是本科和研究生一起读，本科读完了我就没耐心再接着读最后一年的研究生，我是从古典转到爵士。如果我当时研究生读完的话，可能我户口调到北京好解决一些，但对我个人而言从学东西的层面来说读本科的实际意义大于研究生。

大晴：我看到您小时候在沈阳音乐学院的附小和附中读书，好像是从小就把未来锁定在了音乐行业里？

彭飞：我觉得是我家里人锁定的，不是我锁定的。

大晴：家里有人从事音乐相关行业吗？

彭飞：没有，但是我家里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大晴：是不是小时候显露出了某些音乐天赋？

彭飞：我觉得没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家长一厢情愿的幻想。可能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孩子在某些方面挺有天赋的，我跟普通孩子学音乐没什么区别，就是蒙着了。

大晴：是怎么蒙的呢？先蒙的小提琴吗？还是钢琴呢？

彭飞：小提琴，因为当时买不起钢琴，钢琴太贵了而且占地方，家长大概那个时候也没想到小提琴学到后面其实比钢琴贵得多。

大晴：5岁开始学？喜欢学吗？小时候。

彭飞：怎么可能有孩子喜欢学小提琴之类的乐器呢？没有。小提琴的设计非常反人类，你无法生理上十分舒服的演奏小提琴，尤其是初学者。但他又集人类音乐艺术文明的大成，无法替代，所以总还是得有人学。它不像钢琴，学到后面可以变成个单纯陶冶情操的事，小提琴从学习到演奏一直需要你保持的那个技术状态，是非常难的。

大晴：刚开始学小提琴的时候，确实小提琴发出的那个声音……

彭飞：跟据木头似的。对，不太能享受这个过程，其实学的人倒觉得还行，主要旁边听的人受不了。

大晴：那时候有没有比同龄的小朋友学的更快一点？

彭飞：我觉得没有，反正当时我自己也没有动心思在这个上面，就是想着糊弄完了就好。

大晴：那您小时候喜欢做什么呢？

彭飞：我小时候可能更喜欢画画。但是呢，历史不能假设，假如我真的去学了画画，可能我现在会说小时候更喜欢音乐。没准儿对吧，谁知道呢。我想我大概率走上现在这条路也没有什么错。

大晴：在上音学习的过程和在国外求学的经历相比较，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彭飞：上海音乐学院当然很好了，不仅上海音乐学院，可能中国整体的音乐院校和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音乐院校相比，我们都有很明显的优点，就是当时我们的技术训练做得很好；我们的学生选拔也比西方更严格；所以你看当时我们去考西方的院校都跟玩儿似的（除了全世界排名最高的那几所）。但在音乐层面上的训练，我们虽然也有，可跟国外的学校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不足。

大晴：您能说得再具象一点吗？

彭飞：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这个可能是东方国家都会有的一个通病，是东方音乐院校研究西方音乐的短板。因为我看日本他们的演出和排练也有同感，就是对于西方音乐的理解有时没有那么透彻。相对来说，我感觉日本在音乐教育上可能有一点教条；中国好像又稍微缺乏了点条理性；都是在人文艺术方面、理解力方面的。

二、艺术是一门科学，科学是门艺术。

大晴：我看到关于您的很多报道都是在提您小提琴演奏家的这个身份，包括您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管弦系小提琴专业），当然您现在仍是小提琴演奏家，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从小提琴演奏涉足到创作呢？

彭飞：机缘巧合。因为我很不喜欢在交响乐团拉琴，虽然我很喜欢交响乐。说让我去听个音乐会这没问题，我挺喜欢的，但是你让我坐在里面拉一辈子琴，我有点受不了。

中学开始我们就有交响乐团，我从初中二年级拉到大学三年级，我已经拉了8年，我够够的了。在交响乐团里，经常要演奏一些我不喜欢的作品，就算是古典音乐，我也不是每个都喜欢；而且这8年里，我已经重复演奏过很多作品，有些作品我已经没有当初的新鲜感和激情了，更别说让我再拉几十年。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如果进交响乐团的话就是为了找个工作糊口。在学生交响乐团的时候起码还是在学习，还可以以一个作品的艺术水品和审美的角度出发；进职业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可能会更多的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市场需求什么？那就是贝多芬五，贝多芬九和天鹅湖。我中学就已经练吐了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进交响乐团里再拉再练？当然你像最近几年上海交响乐团走出来了，虽然受市场需求影响的曲目还是占比较大，但也开始演很多不一样的曲目，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当时做选择时的行业状况和现在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去。

大晴：您现在做的都是一些大IP的项目，这些大项目之前，有没有接过匪夷所思的单呢？

彭飞：也并没有。我在毕业后写了很多广告，像可口可乐、光明牛奶这些。我是03年在广告公司里找了这个工作，04年活儿开始慢慢多起来，他们一个月会丢过来那么几条片子，刚开始也是练练手，后来基本上就写顺利了，然后我认识了安栋老师，才开始一点一点进入编曲这个行业，安栋老师对我帮助挺大的。

大晴：您是认识了安栋老师，然后开始做一些综艺节目吗？

彭飞：综艺节目那是很后面了。我认识安栋老师的时候他也在写广告音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也开始编曲就有人来找了，于是我开始做一些流行歌曲，胡彦斌是我当时合作的比较有名的一个歌手，其实当时除了他我还给很多歌手编过歌，只是现在想给你听也找不到了；胡彦斌他自己本身有名气，他的那些就都还留的下来。

大晴：当时，创作者自身艺术要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有矛盾冲突吗？

彭飞：当然一直就有，我觉得到现在也有。

咱们先得说好，流行音乐本身和流行音乐艺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流行音乐，在我们的印象中，它首先是市场化的，那么市场是什么样，它就会出什么样的歌。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的歌难听，有没有人反过来想，现在市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歌就是难听的，因为只有难听的歌才能红。是不是有人在写好听的歌呢？是不是有人写你们也不听？

再说流行音乐艺术，很多院校把流行音乐艺术当作爵士乐的一大门类。所谓的爵士乐教学其实并不止是教swing(美国摇摆音乐)，除了这个，它还包含很多东西，比如包含很多古典音乐技巧，包含各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音乐你像南美音乐或是印度音乐、摇滚乐，包括一些当代音乐。虽然统称为爵士乐门类，但是包含的内容很多；它和古典音乐有时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晰，唯一的重要特征就是爵士音乐会强调在演奏中的即兴成分。

像我开始做一些商业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做得很好的音乐，很多时候大家听了，客气一点的会说，太复杂了我听不懂；不客气的就会说，我觉得不好听。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从小就没上过音乐课，所以他很难理解艺术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一门艺术这件事。所以很多人觉得音乐不好听单纯是作者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有多少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悦耳的呢？

大晴：不好意思，我就不太理解。艺术是一门科学，科学是门艺术？

彭飞：对，很多人觉得科学就是科学，艺术就是艺术，那不是的。艺术你搞不好，科学你也搞不好；科学搞不好，艺术肯定搞不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两件事必须同时成长，艺术重在创造，科学重在实践，从历史上来看，也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看待艺术缺乏科学的严谨，看待科学也缺乏艺术的创造。有些音乐是不好听，对，它就从来没有被当作艺术得到尊重。而且，在中国，艺术家和流行艺人是有天壤之别的，别人说你是艺术家，艺术家干的是苦劳力，然后艺人可能最有名。

大晴：究其根本，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懂。您是怎么定位自己的呢？

彭飞：我觉得我平时不太定位自己，但如果非要定位，那就是艺术家，也没什么好说的。啥叫艺术家呢？能创作出好内容，然后有与众不同审美的人，我觉得都可以叫作艺术家。

大晴：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特意去看了一本您很喜欢的书，叫《东京风格》。我觉得那里面主要体现的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态度，您怎么看？

彭飞：我喜欢那本书里展现出来的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但那些人不一定是艺术家，因为他们没有产出内容，他们大多是艺术爱好者，或者说他们活得很艺术。很多人止步于爱好艺术，因为他们没有创作欲望，再者说，能创造出有价值的内容的人，少之又少。

大晴：反过来呢，艺术家们的生活本身艺术不艺术呢？

彭飞：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里的艺术，其实我不关心我生活里艺不艺术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可以容忍和不可以容忍的区别。比方说超市里卖的盆，上面雕个花、画个熊、整个猪的那种洗菜的盆，我就不能容忍。出门看那么多难看的东西还不够吗？还要把这种难看的东西买回家来看吗？我倒没觉得这艺不艺术，就觉得有些东西不想看。

三.例如《你好，李焕英》

大晴：您现在做电影配乐基本上都是个人作战？

彭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旦有了一个团队，我就会想为这个团队负责，我得做管理、得去外面跑项目，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团队上面，那就很累。也许有一天我没啥责任心了，我觉得我可以搞个团队，要不然太累。

大晴：原来有过带团队的经历吗？

彭飞：我只跟团队合作过，我在一个团队里是可以的，团队里面别人带，谁领导谁操心，如果让我来领导，我没那些精力。或者我以后不想做那么多创作的话，可能也可以带。

大晴：做过的电影配乐项目中，创作经历最特别的是哪一部？

彭飞：记忆比较深刻的都是最近做的，因为之前的都忘了，可能等退休了再回想回想。

大晴：最近上映的一部是《你好，李焕英》？

彭飞：最近上映的是《李焕英》, 和它同时交稿的有两部电影，另一个可能今年稍微晚点的时候上映。

大晴：自己做的电影上映后会去电影院看吗？

彭飞：我可能还会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一下，因为不同的影院混出来的声音不太一样，我有时间都得去看一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大晴：关心电影票房吗？

彭飞：当然也会关心，每个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人看，但你说关心到像投资人那么关心，那还差得远，毕竟作曲不分票房。

大晴：在挑选项目的时候是什么标准？

彭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个人喜好。拿过来的样片剪辑都不是最终的定稿，特效也没有做完，所以只能凭感觉。

我一开始对《李焕英》也没抱太高的希望，我听说拍摄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们这圈儿反正就这么点人，在接一个项目的时候，大概怎么回事心里都有数。我拿到（《你好，李焕英》）样片的时候，当时还在想，如果不理想的话怎么委婉地拒绝一下，其实我每次看片之前都得先预习一下怎么把片子推掉，然后尽量少得罪人。看完我就决定接了，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可惜，有些片子就给了你不接会可惜的感觉，你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最后《李焕英》这片子放到电影院里，整个的效果挺好，比看样片的时候好了不老少。一个片子最后细节做足的时候，观众的体验其实是成倍往上增加的。但在我接片的这个阶段，我有时很难判断说这个片究竟会成为一个大热款，还是一个正常的电影，我只能通过感觉。

大晴：看您之前做的电影，剧情片相对比较多，像比如科幻片、恐怖片……

彭飞：科幻片明年就有了。

大晴：挑选项目时，在电影风格上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彭飞：剧情片找我的多，可能因为我入手就是剧情片写作。很多片子确实是很难找到替代的作曲家了。因为很多片子拿过来，我一看样片里贴的参考音乐就是我之前写的。所以，要求别的作曲家写出与我风格统一，然后又不一样的音乐，这对于其他作曲家来说可能是有困扰的。然后就是大家的一个印象吧（对于我喜欢做剧情片尤其是喜剧），其实我从来没把喜剧当成喜剧。

大晴：是不是喜剧片相比其他类型，配乐创作的难度更大一些？

彭飞：当然难度更大了。对于作曲，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大编制的管弦是非常困难的写作。不是。对于电脑音乐来说，越大编制，越好写。因为当乐团越大的时候，你能听到的每个乐器的表情就越少，然后电脑的可代替性就越强。小编制的乐团，你想用电脑模仿得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编制现在不需要什么门槛，很多人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在电影音乐创作上面，以后小编制的作者会比较能出来，因为它有非常强烈的作者属性，有作者个人的风格色彩。

同样，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有些大编制的创作，不出十年，会被人工智能取缔掉。像汉斯季默过往的那几种常用套路，未来其实可以用一个算法把它全部算出来。但汉斯季默大概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每部电影配乐的创作都有点新东西给你。你看约翰.威廉姆斯的也是很多套路，也是大编制，但被替代不了。因为他写的看上去是大编制，但你仔细听的话，个人风格强烈、细节表达细腻、独奏乐句更多，更有人情味。

我们现在跟九十年代不一样，九十年代中国还没人能写好莱坞那种（普通的大编制），现在你到石佛营随便哪个居民楼里，里面能找着好几个小孩会写。因为当我们有现在这些设备，这些音源，然后经过这二十年大家的学习，像漫威电影里的那种管弦配置，几乎已经成为了现在入行的必备门槛了。以后可能会更多的强调重奏协奏，然后是小编制乐团，工业标准会不太一样。

大晴：您在创作的过程里，会有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吗？

彭飞：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很磨人的过程。我也怀疑过，是不是每个人写东西都那么费劲？就是。没有哪个好的艺术作品是被轻轻松松写出来的。这就是创作的必经过程，也可能是创作其中的一个魅力。就跟生孩子似的。你说你生完孩子，孩子是不是能带给你愉悦？肯定会。那你说生产的过程是不是很痛苦？那也痛苦。但这个痛苦是不是不能忍受？那每个孕妇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还是文化悲哀？

大晴：我记得前几年，《西虹市首富》上映的时候，《卡路里》这首歌特别火。我当时看到一篇文章，说彭飞老师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也开始写口水歌了呢？（虽然，这首歌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但这样的言论对你有影响吗？

彭飞：其实你管不住人家，你说他也不理解。因为艺术创作并没有所谓的规格，尤其在电影配乐的维度上。

你像赵丽蓉老师那么大个艺术家，她在戏曲的领域里成就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后在春晚上，靠着小品里的“两步一回头”家喻户晓。你说她那么个大艺术家都可以去演小品，我为什么不能制作《卡路里》？再说，赵丽蓉老师演小品，小品本身也是一个讽刺的艺术。而《卡路里》这首歌，在《西红柿首富》里，其实也是一首讽刺歌曲。听歌词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在电影里，它是这样的讽刺的使用方式。本来为了身体健康就应该去减肥，这事儿最后居然要靠金钱煽动才出现全民健身的潮流，这哪里是为了减肥狂欢啊，这就是为了钱狂欢嘛！这个时候不用《卡路里》讽刺它，用什么呢？

大晴：我很好奇，您的形象、语言表达，好像都非常适合做音乐类综艺节目里的评委、嘉宾，但我在综艺里面看您出现的比较少。

彭飞：在综艺里，我讲的很多话是播出不了的。综艺有综艺的规格，其实我还没有完全能够进入到综艺的语境里。做综艺要的是研究语言艺术的人，我是研究音乐的人，讲出来的话是两套语境。比如很多评委也好、主持人也好，他们会抛出一些争议点，可能并不是他的心里话，只是要抛一个点来让大家讨论也好、夸也好骂也好，最后形成一个话题。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行业了。

我没有完全进入到那个里面。我在现场听完一首歌我其实就是想说一点实话，但是很多时候实话是不中听的。尤其对于艺人来说，很多艺人觉得我一辈子唱歌就这样，你怎么就突然觉得我有问题呢？他们的粉丝，更无法接受。事实上，我觉得很多艺人唱歌就是有问题，有些艺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不能忍受这些话被拿出来公开讨论。

到了观众这里，就更不明白了，大家也不想听实话。你把这些实话说出来，就很无聊，就算你说了，也会被剪掉。一个综艺节目聊点大家听得懂的差不多了，你聊什么发声位置和弦走向的，没人在意。

而且，中国所有的电视节目修音都修得很工整，你说艺人音准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在现场也不太说，因为反正最后播出都会被修得溜光水滑，你提这玩意儿干嘛？你说这个小七和弦里有一个外音，或者这个旋律的落点不应该在5音上、应该在7音上之类的……就算不被后期剪掉，观众也会换台，艺人听完还全程黑脸。所以现在就是职业乐评人的天下，他就只讲感受就行：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治愈的，像春风吹拂了我的心……这个大家都爱听。

大晴：所以，您压根没想拓展这方面（综艺节目嘉宾）的业务是吗？

彭飞：疫情来了以后，我在家憋了好几个月，实在憋坏了，机缘巧合有一个节目找我（做嘉宾），我说可以，能够出门跟人聊聊天挺好的。干完以后发现我实在不是干那个的料。还是那句话，你不把音乐当成科学来看，永远搞不好这件事，因为它无论从技术上、技法上还是审美上，都是一门科学。一个娱乐节目我老想跟人聊科学，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晴：您作为一个艺术家、音乐家，有没有萌生过某种责任感，要努力去推动大众审美的提高，哪怕是带着一些愤世嫉俗的心态。

彭飞：你说推动，谁不想推动一下？大众对于音乐审美会提高的，可能会更多的听懂一点有意思的作品，然后你自己的创作空间也变更大一点，是有想过。但是你提出的这个命题太大了，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这件事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也就先这样，只能面对现实。

大晴：既然这个命题太大了，咱们干脆往大里聊吧。关于音乐基础教育，您请细说。

彭飞：比方说我们国家的音乐基础教育，如果可以做到欧洲国家比如法国或者德国的标准，那么我们国家出来的艺术家的数量和级别，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像法国，那么一点，一个国家3600万人口，出了多少个艺术家？中国14亿人口……

因为那些国家有实实在在的艺术基础教育的实力，这种教育下，观众可以听得懂、看得懂。有了欣赏得了那些艺术形式或者艺术作品的土壤，就会催生出更多优秀的艺术家。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在家里做的东西，没人听得懂，根本传播不出去。我们很多艺术家说，很多时候我们创作是为了自我满足，除了这个诉求外，你需要让什么样的人听，还是完全不在乎。我想真的完全不在乎的人也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希望和某一类人或者绝大多数人产生共鸣的。

大晴：您呢？想和什么样的人产生共鸣。

彭飞：我如果是做自己的专辑，可能我的期望值就是和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一的听众能产生共鸣就OK了。但我也为另外百分之九十的人创作一些商业作品，这个听众喜爱度会高很多很多。那你说听我自己专辑的百分之十的人会不会喜爱？也许会，也许不会。

大晴：我问一个我采访里很常规的问题，您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可能您所提到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音乐审美越来越不如从前了？

彭飞：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时间和信息的管理更加碎片化。你看我小时候大家还可以一本正经的听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十年前，大家还可能完整的听完一首歌。现在，抖音、快手这些东西出来，给你的时间就是二三十秒。这个时间碎片里头你能获取到的东西是很少的，能够被记住的东西很少，所以现在很多歌它不需要长线条的发展，甚至不需要任何技术，一个特征性的类似口号式的东西，比如“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非常有优势，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大众可能审美更加退化。但这个退化是站在社会精英语境来看的，因为对于社会上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条件去听交响乐的，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都不允许，那今天有了短视频这么大的信息量每天这么给你，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他确实挤占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精英视角的表达空间，所以从那个视角上来看确实更像是退步。

对于普通人来说，听个《野狼disco》是娱乐；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可能他听马勒是娱乐；换过来普通人听马勒就是遭罪，艺术爱好者听老舅也绝不是艺术享受。那你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吗？

大晴：我也想知道，您觉得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呢？还是一种文化悲哀呢？

彭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并不是。艺术爱好者，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艺术，他看待一个连贝多芬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你叫他如何尊重，他很难尊重，他可能就是鄙视。你说有没有鄙视链？我觉得鄙视链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只有在建立这种鄙视链的时候，人类文明才进化。这个鄙视链如果消失了，大家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你为什么不去住茅草房呢？你为什么不去睡土炕呢？为什么城市里还有供暖，还有自来水，还要天天洗热水澡，完了睡你的席梦思床？不是这样吗？这不就是鄙视链的存在吗？大家都希望自己有更好的生活，都希望自己的娱乐更高级，是不是？

说到音乐上，一个人他今天听完《江南Style》你让他听马勒，他可能受不了，但是你让他听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韩国女团，他可能觉得可以；当韩国女团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听daft punk；然后会听点欧洲地下电子什么的，那他的欣赏水平已经比较接近电子音乐的艺术范畴了；当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一旦他花了这么多时间研究了这么多东西，他再回头看到有人听《江南style》，他是不是会想那都是被我抛弃的东西。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一个成年人还坐在婴儿车里叼个奶嘴，你是不是鄙视他？

在一个重视审美教育或者艺术教育的国家里，大家都会有一个通识。但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样的审美通识，所以变成了“你别逼我认为那样就是好，我喜欢这样你管不着”。在西方发达的国家，一个马勒也不知道是谁，贝多芬也听不明白的人，等于没受过教育，跟我们说的文盲一样，可能他连工作也不好找。很多人说那我们都是中国人，没必要记得那些外国作曲家，但我们绝大部分人也不知道萧友梅或是黄自是谁啊。

话说回来，现在是一个比较尊重个人自由的时代，倒也不光是在中国，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文化都被标榜成了个性，这还真的成了一个自由的选项。它其实是对社会鄙视链的一个反抗，然后它的簇拥者也大多是那些没文化的人。或者是，我们讲的“文明总会被文明所终结”，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催生出来一种社会反叛性格。也就是说，一部分人他是社会精英但他也在反精英，那么他也会推崇没文化是个性这件事。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时代的进步。

这个东西……比如我们说非洲裔美国人，他们的说唱音乐里，经常会看到戴着大金链子、镶着大金牙，一身珠光宝气的男歌手。他们的这些装扮是他们音乐表达方式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是因为在历史上，长期以来，他们会有一种心理暗示：我是被社会歧视的（当下的社会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明面上的歧视），所以“我要张扬我的个性，我觉得我这样就是最好的”，他是一个自我肯定的方式。所以，一个人的个性的表达，有可能，它的前提是在主流社会里有被排斥感。

大晴：所以，很多时候，个性的张扬，往往是因为没个性。

彭飞：有个性的人不用张扬，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但是有的人因为在人堆里不能被看到，他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才能，长得也和大家差不多，想法也和大家差不多，这个时候，他反而需要塑造一个所谓个性的东西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中国的偶像在养成的过程中，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受。很多人把偶像养成当成一个精神寄托。当一个没什么个性、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才能的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时候，其实给了拥护他的人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也行。然后当这个偶像一旦红成那样，变成了社会精英以后，他反而可能会失去当初那些拥护者的支持。

大晴：不过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这可能是社会多元化或者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彭飞：这个阶段提供给人更多的可能性，20年前这样可能吗？不可能。现在可能。对于个人境遇的改变来说，我觉得它有积极的一面，我们讲社会流动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以上那些也都是增强社会流动性的一方面。

五、一些宿命

大晴：我们说回到您的个人经历，一路走来，有过迷茫的阶段吗？

彭飞：没有什么大的迷茫。我一直很清楚我想做什么，然后我的运气特别好，我想做什么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契机让我可以去做。

大晴：太……

彭飞：是不是太凡尔赛了？

大晴：太气人了。

彭飞：哈哈，运气这件事情和你平时准备的差不多。很多人生中的转折点其实就源于你之前的那些经历。我从上中学开始，我听的音乐、研究的书、看的东西，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你是疯了吗？你做这些有什么用呢？并不会因为你做这些而考高分啊？但这些当时看起来没用的东西，应了另一句话，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大晴：所以，中学起，研究了什么“没用”的东西呢？

彭飞：十三四岁，我拿着图书卡，跑到附中的图书馆。那些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老电影磁带，摆得乱七八糟、上面一层厚厚的灰，没有人听，我拿一堆空白带，翻录下来。家里人觉得，你有那功夫，为什么不听听下个月要考试的曲目？不，我就想听我喜欢的。当时我也喜欢流行歌曲，买了很多流行歌曲专辑。父母、老师都很生气，责骂、不理解，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可以去给中国的主流电影写配乐。何况当时的我只是一个要考试的中学生。但是现在看来，这就是命运。当我第一次写电影配乐，《停车》，跟安栋老师一块儿写，那个契机过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宿命感，我可能就是应该干这个。虽然当时写得也没怎么好，但是那个感觉就是很强烈。

后来到15年《港囧》的时候，一样是有一种宿命感，好像这个是你准备了很多年的东西。我不是因为听谁说写电影音乐挣钱了我才开始去弄这个的。我在很多年前，没有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已经听熟了那个电影里的配乐。比如《时光倒流七十年》、《走出非洲》，我到大学毕业了才看，但是它们的配乐我老早就听得非常熟。我不是通过影像认识的这些电影，我是通过电影配乐的题目、电影配乐的写作，能捋出来这个故事。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在做准备了，只是大家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大晴：这个问题，您完全可以拒绝我。我们前不久听到了赵英俊老师去世的噩耗，我知道您跟他有过合作，好像二位交情也很不错，您愿意聊一聊和赵英俊老师合作的故事吗？

彭飞：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因为《港囧》。我是《港囧》的配乐的作者，他是片尾曲作者。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圈子里谁都认识，他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作品，我就听过他《泰囧》里的那首歌，给我印象倒蛮深的，我还有点喜欢，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当时徐峥一直跟我说他（赵英俊）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我也不太信。

直到我碰到他以后，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有着过人的才能。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那么多行内的认同。他不是像之前我以为的那样，他不是一个靠抖机灵，或者靠着一首歌混饭吃的人。这么说吧，他是音乐圈里最懂电影，电影圈里最懂音乐的人，到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像他一样，成为中国音乐圈和电影圈的一个桥梁。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他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做音乐的，但是他对电影和对音乐同等热爱。他几乎是花了相同的时间来学习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他都很厉害。很多人不知道，他经常去开剧本会，可能在电影工作人员的名单里也体现不出来，可能就在最后鸣谢里有他一个名字，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谢他。他其实会去提出剧本的修改意见，不是只说这里音乐该怎么写…..而是人物设置、人物命运发展、故事转折、故事推动这些关于戏剧本身的问题。

我14年正好做了一个音乐剧项目，我当时对编剧有些兴趣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他帮助了我很多。虽然我现在也没有说真的去当一个编剧，但是对于编剧的学习反而对我写电影配乐帮助最大。

大晴：懂电影这件事，对做电影配乐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彭飞：电影配乐不是一个表面表达，我们讲高手和刚入门的配乐作者，技术上的问题大家都在解决，除了场面音乐的一些常规动作，除了这些，一个电影配乐高手，他的作品要触及电影内核。就是这个电影它最后是在讲什么、电影的内核是什么，要用音乐、配合画面表达出来，这就是更深一层的写作。

换句话说，作为电影配乐师，除了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之外——对于电影本身的理解力、对于剧情的感悟力，自身的逻辑性、共情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些才是最后决定高手之间水平的重要条件。为什么流行音乐作者可以出道很早，十几岁二十岁都有，电影配乐的作者大部分都很晚。因为所需的这种感悟力、共情的能力，可能本身也需要岁月的积累和人生经历的沉淀。可能等你真的看清楚人生是个什么玩意儿的时候，有些东西才能真正的写出来。

大晴：您觉得您现在的人生状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里呢？是已经看透了很多的东西，还是依然在探索追寻的过程中？

彭飞：故意看不透。我觉得看透不看透是一个非常让人沮丧的问题，真的看透的话，等于是没有执念；执念有的时候是创作的动力，很多作者看透以后，反而失去了创作动力，写不出来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要看透很多事情，但是你需要给人生有一些留白……

《你好，李焕英》电影主题曲 制作人：彭飞